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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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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刑事程序法治国命题

——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综述

日前,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年会主题为“法治建设与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40年”。此次年会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东法治研究院承办,全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3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诉讼法学40年、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问题、特定类型犯罪的程序应对、刑事程序法治的其他热点问题展开了研讨。

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诉讼法学40年

40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治不断发展进步,表现为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刑事诉讼法规范、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完善与繁荣。

关于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建林表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以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价值、刑事诉讼构造以及刑事诉讼文化等理论为基础,在发展中形成强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等理念。40年来,结合司法实践和改革试点经验,刑事诉讼法经历了三次修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程序法治体系。刑事审前程序、刑事审判程序、刑事特别程序和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重要面向,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紧跟刑事诉法改革的步伐,以独立的程序价值为本,逐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改革的讨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是促进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基础和前提,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当继续为刑事司法改革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包括三个方面: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程序法治理论体系,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重大改革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迎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之于刑事诉讼制度的挑战。

关于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与犯罪学学院院长、教授李玉华指出,这40年是我国法治不断进步的40年,也是我国人权保障日臻完善的40年,无论从理念、制度还是细节,我国刑事审判人权保障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通过1979年、1996年、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修改以及丰富的司法实践得以体现。在理念上,表现为从不枉不纵到宁纵勿枉的变化,1979年刑事诉讼法全面贯彻不枉不纵理念,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则体现了疑罪从无精神,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十八大以来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宁纵勿枉”逐步取代“不枉不纵”成为审判人员新时期的座右铭。在制度方面,非法证据排除从最初的口号到由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为一项制度,并规定了讯问录音录像、警察出庭作证、庭前会议等配套机制,这是切实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权的重要举措和标志。律师辩护制度作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四十年来从形式走向实质,律师介入的时间越来越早、案件范围扩大、律师辩护内容也更丰富。另外,对犯罪嫌疑人、被追诉人、服刑人员称谓的准确界分也体现出人权保障观念的进步。

关于刑事诉讼法规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计划指出,1979年刑事诉讼法发展至今整整40年,这是值得总结的时刻,也是再出发的时刻。总结过去,刑事诉讼法制定后经过三次修改,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着眼于刑事诉讼法规范的变迁,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为例,1979年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18个条文,2018年修改后也才增加到24条。其中最为重要的法庭调查条款仅有两条,即第194条、第195条,分别规范证人与物证、文书调查。对比其他国家刑事诉讼法可知,程序规定太过简陋。如德国刑诉法典第二编第四章裁定开启审判程序有16条,第五章法庭审理的准备有17条,第六章法庭审理则有66条;俄罗斯联邦刑诉法典第九编第一审法院诉讼程序共87条,第37章法庭调查达19条;日本刑诉法第二编第一审程序第三章公审则有133个条文。立法决定司法,要坚持立法主义,立法的粗疏容易导致庭审流于形式。要实现庭审实质化,需要在立法层面大幅扩充法庭审理条款。

关于刑事诉讼理论研究,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夏红提出,以“法学三大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的发文指数为蓝本,可以描摹总结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演进规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可划分为艰难探索期(1949-1978)、恢复重建期(1979-1996)、蓬勃发展期(1997-2012)、纵深发展期 (2013-2019),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显著成就:一是学术规范从失范粗糙到精细严谨,引证的范围、广度、深度不断拓展。二是学术对话从各说各话到良性互动,对话的场域和空间逐步拓展。三是研究范式从“文本中的法”到“实践中的法”,呈现出规范分析、社科法学、实证研究等多范式并存的局面。四是研究进路从“译介移植”到中国道路,学者们不再充当西方法学理论“搬运工”,开始总结中国经验、提出中国理论。当然,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包括:实证研究的应用和分析深度不够;研究的实践导向偏弱,理论界与实践界在话语体系、思维方式上存在鸿沟;研究视野较为狭窄,局限于涉及学科内知识谱系;研究内容原创性不够,重复性研究大量存在,缺乏本土独创性。

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的重要制度。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和价值,与会专家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国家追诉与诉讼协商相融合的新型诉讼模式,它既是一项刑事司法原则,又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制度,是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则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准确及时惩治犯罪、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案件质量与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动司法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利契机和可行路径。

控辩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中国式认罪协商的核心部分,是有效促成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关键环节。浙江大学教授胡铭认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与非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存在共同之处,但又有显著差别。认罪认罚从宽中的量刑建议是控辩双方协商后达成的“诉讼合意”,这种诉讼合意的达成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为前提,以检察机关的量刑减让为承诺,具有相当程度的刚性约束力。量刑建议不但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还要体现相当的“精确性”,若无特定的、精确的量刑建议,控辩双方将丧失协商的关键因素,可能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无法实现。实践中,检察官遇到的困惑是:量刑标准不统一、从宽量刑幅度太小、与法院量刑冲突等。针对量刑建议中的难点,可以制订统一、精细化的《认罪认罚从宽量刑指南》,为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提供指引;区分特定情形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与幅度刑量刑建议;建立量刑建议精准化的相关配套措施,如前置社会调查程序,拟定不同的量刑建议备选,以促进赔偿和谅解;充分保障律师参与协商,依法听取律师对于量刑建议的意见;加强数据信息建设,借助司法大数据提高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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